研究與批評
張鵬:李洋的“寫生作品化”與藝術創作
來源:cafa.com.cn  作者:CAFA ART INFO  點擊量:432  時間:2019/8/7 17:11:15

2009年李洋在《美術》雜志發表《寫生作品化》一文,這是他多年在教學與創作中研究和實踐的成果。其目的,一是鏈接中國畫教學傳統文脈,將前輩大師總結出的藝術教學方法和藝術實踐經驗銜接今天的中國畫教學。二是反思人物畫教學中寫生與創作的辯證關系,力圖在寫生作品化的要求下捕捉體悟對象的內在神蘊,提煉造型,慘淡經營,進而生發筆墨語言,以形寫神,提升意象造型之美,在寫生作品化中探索水墨人物畫的意境與美學精神。

面對中國畫發展進程中的矛盾與統一,李洋潛心于研究中國水墨人物寫生創作從古至今的發展脈絡和近現代藝術教育的蘊涵,苦苦探究廣闊的傳統美學精神和前輩藝術大師們歷經多年的藝術實踐和經驗,同時在個人多年的教學與創作實踐中不輟思考,從“畫若布弈”的創作思想和“意象色彩”的問題意識到明確提出“寫生作品化”的主張,由意象到意境,追求的是中國畫的理想,因而對于藝術教育和創造實踐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徐悲鴻先生倡導“要以人的活動為藝術中心”,蔣兆和先生以巨著《流民圖》展示了現代水墨人物畫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和藝術震撼力,踐行了以畫筆“竭誠來烹一碗苦茶,敬獻于大眾之前”。李洋力圖秉承前輩藝術大師的人物畫創作觀。多年來,李洋的足跡遍及祖國南北東西,先后隨中國美協文藝志愿者服務團赴四川巴中培訓中小學教師,近年陜甘寧和云貴川閩粵等地采風寫生,深入生活,觀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情風物,不斷提煉生活的本質美,深化時代氣息。他喜用題跋記述,“2016春節前夕赴廣西隆林縣德峨鎮采風,正逢當地幾十年未遇大雪,天氣異常寒冷潮濕,深切體悟生活之艱辛。”(《烤火》)“2013年伏月赴山東勝利油田老河中區鉆井隊采風寫生,時逢酷暑高溫難耐揮汗如雨,記錄工人師傅辛苦工作。”(《采油工伉儷》)使切膚感受成為采風寫生創意的動力,在上下求索中體悟中國百姓的精神世界。同時將古法與客觀現實相印證,尋找發現它的規律,并從生活中去挖掘新的表現方法,以激發藝術的生命力。

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行萬里路以接近自然和豐富閱歷,藉胸懷與閱歷助推藝術創作的境界和格調。正如顧炎武《與人書一》所稱“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從陜北農民到城市邊緣人群,從云貴川到粵閩桂,從陜甘寧到內蒙古,以及近年如人類學者田野考察般的遍訪,無論傣族、白族、苗族、彝族、哈尼族、壯族,還是蒙古族、鄂溫克族……,都在李洋的畫筆下展現各自的風采,是李洋藝術創作題材上的轉換與追蹤,也是他多年探索以藝術創作關注社會問題的成果。因此,他把“行萬里路”落實為一種生活方式,體現為一種生命境界。在與人、與自然、與深厚博大的心靈和蒼茫自然的血脈氣象的遭際中,錘煉貫通主體心靈的往還互動,與對人性的通透理解。

1、城鄉風景:

在農民工、城市人群、少數民族的采風寫生人物塑造中,李洋不脫離生動的直觀,在從自然中得來的新鮮感和具體性中探討人性、筆墨經驗、色彩和新程式。“向紙三日”,凝思結想,生發多樣的面目和多樣的生動意態是李洋寫生作品化的前提,在“經意之極,若不經意”的過程中,探尋手段方法與意境的統一。

李洋一直以他的畫筆表現在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多重沖突中,農民工的自我重塑與生命構筑。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作為城市一線的建設者,某種程度上重組了城市的社會經濟結構,極大地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而與經歷了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60年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緣于信息社會的發展,他們所體現出的精神風貌不同于上一代人。

2012年前后李洋創作了一批《城市風景》《邊緣人物之八零后》《寫生作品化》,既有保安、小時工、打字員、裝修工、紡紗工,也有收銀員、服務員、美容師、臨聘教師、物業管理員等等,雖然稱為邊緣人群,但其實涉及了新一代的城市建設者們,他們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期望值更高,有著更強烈的城市認同感和尋求更好的生活發展契機的渴望,李洋把他們與城市人群并置,捕捉認識他們的精神的實質和對時代生活真實強烈的情感,強調直觀切入的形象的細致刻畫,豐富的面部表情,人物構圖的穿插聚散形成的動感,昭示了被畫家的感覺和心靈浸潤的土地上這一人群的質樸、渴望和憧憬。

而《上班族》表現了小雪紛飛中熙熙攘攘的打拼一族,短促飄動的線條與淡墨的皴擦,更增添了細雪拂面寒風瑟瑟中的繁忙氛圍。人物內在的憧憬透過色彩的躁動,象征著跳躍飄浮的生命的渴望,呈現出心理世界的豐富,撥動觀者生命深處的通感。而李洋在畫面中探索運用構成、分割、并置、拼貼、重疊手法進行創作,構圖中人物的起承轉合關系,愈顯出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素描造型的束縛,也打破單一的時空觀念。

當城鄉二元的不斷突破與融合,當人們的生活空間不斷多元,李洋敏銳地捕捉到的是當今青年一代的奮斗、追求、苦惱、成功、激情,是青春的銳氣和活潑的生命力,他以更多元的表現手法豐富了現實主義的創作。

2、水墨寫意:

對于人物畫來說筆墨和造型的辯證關系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人物畫只有多方借鑒才能獲得新生命。多年的教學實踐,李洋說:“傳統人物畫家如陳老蓮、任伯年等也多兼擅山水花鳥,而中央美院國畫系的水墨人物畫室的臨摹課上,基本是以傳統的花鳥、山水畫作為臨摹來學習傳統筆墨技法的。”蘇軾的論畫今人耳熟能詳“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矣。”生動地概括了察物、立意、造形、寫意的有機聯系和相因為用。而明代李日華認為梁楷所畫佛道諸像細入毫發,而以樹石點綴則極瀟落,借此可助雄逸之氣。李洋也在水墨人物畫中,添加山水花鳥元素,并創造性地融入山水花鳥的筆法墨章。

《新路》《太行筑路工》是李洋為太行深處筑路工的傳神寫照,人物面部雕刻著風霜,目光流動著沉郁,源于個體的生命經驗而生發出的雄強、曲婉、苦澀、滄桑、悲壯和敦厚樸實的風骨,也打著時代和環境的烙印。畫面兼顧描繪的真實性與水墨的寫意性,大面積用墨造成強烈的整體感,大處以墨色求單純,勇于恣意縱橫;細微處以筆線求豐富,不失精雕細鏤。斧劈皴形成的太行山般的衣紋處理,用筆類于書法,貴于筆力,描述性和色彩大大減弱,而表現性和水墨黑白大大加強。漫長的筑路歲月仿佛將軀體融入了山的厚實、山的渾樸、山的胸懷、山的性格。

《四川巴中巴山背二哥》表現的是大巴山區如馬幫般的背運隊伍中的一員。以背力為生的主人公面部實,服飾虛,喇叭形背篼與丁字拐的工具愈顯巴中漢子以肩膀討生活的堅實步伐。人物形象蘊含的平和堅忍,以自然、真實和內在性而牽動人心,畫面水墨淋漓,腴潤而蒼勁,隱喻了山高水險、艱難行路的謀生之途,運用了山水畫的筆法,用筆遒勁,“線忌草、忌梗”,“寧顫勿率”,濃淡干渴與皴擦中仿佛山中的路、水與云氣的貫通游動,情景交融而展現出郁郁蒼蒼的氣韻。畫面體現了李洋在理性反思中透露出的沉郁的悲憫,觸摸人的尊嚴和本質體驗。

《苗族筑路工》表現的是苗族壯漢,焦墨勾勒出正側面的外輪廓,下巴微頷,縱筆揮灑身體的濃淡,腿部與雨靴留出亮度的反光,鐵鏟的通直增強了耿直而倔強的性格。臨場發揮中所形成的肌理、滲透、漬痕、遲澀而呈現出的時間、空間、風雨、光影種種感覺,似乎化作難以言說的生命體驗和靈魂顫動。正如前輩們所說行筆要高度控制,“筆落春蠶食葉聲”,李洋也在用線的平圓留重中體會變化,他說用筆要慢才有味道,線的均衡彈性和皴勁厚重體現了人物的不同性情與內在。

在《苗族老漢》的題跋中,李洋寫到:“此幅作品以速寫手法迅速完成,記錄畫家對對象一種感受,即以意立象,以形寫神,意象合一,形神兼備,帶有很大主觀表現品格,所謂借物抒情,緣物寄情也。衣紋皴擦非結構,而是一種需要。”作為畫面的重點,蒼勁的臉龐與雙手以淡墨加褐色渲染,胸部的空白愈加映襯正面直視的目光和略顯夸張的臉龐和雙手。讓我們聯想到芥舟學畫編中稱“觀人之神如飛鳥之過目,其去愈遠,其神愈全。作者能以數筆勾出,脫手而神活現,是筆機與神理湊合,自有一段天然之妙也。”胸部幾道疾速筆觸是畫家在整體效果中對微妙變化的關照,似乎也在加強對人物性格的暗喻。平凡的生活性主題中體現出的勞作與自足,李洋以他的平和理性在筆墨形式流淌中咀嚼人生。

李洋盡心于中國畫筆墨法度與氣韻神理的鉆研。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中國畫的靈魂。天道酬勤,李洋攻書法,臨碑帖,體味書法奧妙,偏愛在畫面中張揚線條的“骨肉血氣”,它們的存在價值體現在其縱橫開張、巍然獨立的架構,以及黑白虛實的造形效果之中。李洋體會,筆墨不只是水墨畫造型和表現的形式手段,在美術史的發展歷程中,它也在不斷積淀豐富,彰顯著審美觀念、思維方式、人格力量和人文精神。

3、墨色相融:

中國畫中的設色不同于客觀事物。李洋認為以林風眠為代表的彩墨畫,目前還有進一步探索的價值和空間。在少數民族題材的采風寫生作品中,他醉心于探索彩墨畫的實踐,試圖在彩墨設色中進一步抒發借物寫心的創作目的。

南方的亞熱帶季風氣候與繁茂花果之鄉的世界,迥異于都市生活的快節奏,這里的人們在平凡的勞作中呈現出安然坦蕩的生命狀態與人性底蘊,尤其從體態、服飾、裝扮中透露著美的基因,與自然融為一體。

《傣族演員》《哈尼族婦女》《彝族女子》,人物形象大多保持著平實的靜態描述,以淺淡或似斷非斷的線和筆法的韻味塑造面部的秀骨,以墨色長裙和彩色上衣為特征。眾色的相同,一色的變化,設色不掩筆意而濃淡交錯,燦爛中仍具筆情墨趣和水暈墨章,墨色相融增加了詩意的抒情性。趕擺場景與農家生活重疊錯落,雞群、瓜果、農具與竹籠、芭蕉、繁花雜糅。在和風細雨、清淺小溪的氛圍中,感受她們的堅毅、真摯、憧憬的情感世界。以生動性和通透性展現了生命的活力和詩情,塑造了一種精神世界,也傾訴了畫家的心境。而《百色衛校學生》雖然遭遇了廣西隆林縣德峨鎮多年不遇的濕冷,但少女端莊平靜中透露著自信與質樸的意態與神氣,長發披肩和對襟短衣是“玉顏光粉色,羅袖拂花鈿”的展示,平樸清雋的視覺感受仿佛“慢而密切,快而穩”的琴曲,靈秀韶華的韻致貫連于畫面中。

《牧歌》和《快樂呼倫貝爾》則揮灑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爽,呼倫貝爾草原敖魯古雅使鹿部落的馴鹿姑娘,黑白對比強烈繁復的服飾表現仿佛民族志,是對莽山中的狩獵民族觸摸古情今韻的歷史記憶。而草場上紅色的蒙古袍與遠方的蒙古氈帳與牽黃擎蒼,則是馬背民族逐水草移徙,四季周而復始的人文意象,以藝術的語言表述了歷史的記憶和智慧的詩意。

李洋的水墨人物畫作,不是再現自然之形,在創作過程中根據描繪與表現的需要,應感興會于水墨的千變萬化所呈現的微茫慘淡與豐富微妙,以中國畫的傳統筆墨媒介,造形寫心。既重視精粹的中心,也不忽視配景,擯除生活表層的繁雜,呈現生命的單純和心靈的清明。宋代畫論“著眼于顛沛造次,應對進退,顰頞適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趙孟頫“畫人物以得其性情為妙。”由此,我們也看到,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中,如何能夠捕捉最富生活化的姿態和角度,強化自然的生命狀態,以造型、筆線、墨色,吐露生命的歷程和人性的深沉,也是李洋不斷用力之所在,他在水墨人物畫中頌揚的是綿延無盡的生命演進,積淀著對當代中國文化的一種深隱的關切戀念和人道情懷。

面對當代中國諸多文化現象,以畫筆剖析之,將生命中所深切感受的真情化為繪畫的語言傳遞出來,李洋為自己也為后來者就近觀察生氣淋漓、充滿動感的社會凝成了一個個形象經典,并借此保持與當下文化建設的聯系,“立此存照”呈現歷史的核心內涵,它本身甚至可以構成一種創造歷史的力量。

“傳神寫照,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乃中國畫重視主觀表現,畫者筆心也,借筆墨寫天地萬物而涵泳我手,客觀對象經過畫家心靈陶融注入自己之感受陶冶靈魂。”(《采油工伉儷》)“乙末臘月十六正逢大雪封門,于廣西隆林縣德峨鎮采風寫生。中國畫強調寫意精神中的主體精神世界之表現,寓物于意,寄情于畫,古人云人品不高用墨無法,個體之意直接聯系著精神品格與道德理想。”(《趕圩上》)李洋在多幅作品的題跋中表達了寫生作品化的主旨。

李可染先生對“意境”下過這樣的定義:“意境是客觀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思想情感的陶鑄,經過高度藝術加工達到情景交融,表現出來的藝術境界,也是詩的境界。”周思聰亦在個人的藝術創作中踐行著“意境”的創造,她說創作關鍵在于捕捉生活的深度“意境”。2010年北京舉辦盧沉周思聰的展覽,李洋提出了寫意人物畫的“意境”說,他指出周思聰更關注用多種繪畫手段創造意境,更多精力用在畫境和語言意韻的創造上,正所謂“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現代水墨畫的“道”,應當是也只能是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一個發展、轉化,這種發展和轉化包括對親和自然、天人和諧、明道救世、弘毅進取、強調內在超越、講究格調等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大膽探索和表現當代人的生活境遇與心靈世界,尋找傳統精神與現代精神的結合點,現代水墨畫的“道”,既要從思想中悟出,也要從藝術創作過程中發掘。這種發掘,只能是不斷地以水墨的方式關注現代社會和現代人,尋找它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獨特處和長處。李洋多年來注重從研究生的培養上對先輩的學術與思想進行傳承,近年指導的碩士論文,包括對古代以及近現代以來中國人物畫傳統的研究,從學術生涯的形成時期開始培養他們廣闊的視野與深邃的探究能力。

2016年酷暑時節,李洋又將前往“海濱鄒魯”之鄉福建惠安。他說現在每每畫一幅作品需要很長時間收拾,需要不斷調整和豐富畫面。李洋也在不斷思考:如何在寫生作品化中,面對想象力和理性思考力、生動與深刻、具體與概括、客體描繪與內在表現的關系;如何處理這種復雜的心理、情感與思維過程;如何在簡繁之間求索而突出畫眼;如何在寫生作品化中突出筆墨的表現力和相對獨立性,把握筆力、筆勢、韻味,以及如何在關照筆墨意趣的表現時又能關照“直面血肉人生”的主旨和獨立而強大的思想力。

正所謂:真者,精誠之郅民,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莊子?漁夫》)傳統人物畫給予中國藝術增加了文化的厚度和重量。今天在更高的文化自覺與自信的層面上,審視當代中國畫發展的路徑問題,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為人民大眾,為歷史的“劇中人”和歷史的“劇作者”們抒寫、抒情、抒懷,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和貢獻中國色彩,李洋任重而道遠。

張鵬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學報《美術研究》副主編,
中央美術學院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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