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與批評
黃小峰:重訪《五馬圖》*
來源:cafa.com.cn  作者:CAFA ART INFO  點擊量:886  時間:2019/9/24 16:36:57

內容提要:本文圍繞《五馬圖》的各種圖像要素展開討論,對于畫面的圖像邏輯做了新的考察,也對畫面題簽文字的格式與內容進行了辯正。本文認為,畫面中的每匹馬各自代表了宋人觀念中一類特殊毛色的馬,但并非“紀實”的職貢繪畫,而是以李公麟為中心的北宋文人對于唐代韓幹馬畫傳統的理解和闡發,折射出一種影響深遠的藝術方式。

關鍵詞:李公麟 ;《五馬圖》;鳳頭騘;錦膊騘;韓幹;任仁發

隨著《五馬圖》原作的重新面世【彩圖】,黑白的珂羅版影像已成為過去,進一步討論勢在必行[1]。

一、拷問題記

依元代以來舊說,此畫是李公麟和黃庭堅的“合作”,前者繪圖,后者題記。前四匹馬都有簽題,獨第五匹沒有[2]。且四段簽題,竟有三種格式:

格式一是前二馬“鳳頭騘”和“錦膊騘”,分兩行,均是“右一匹?某年某月某日?某機構?收?某國(人)/進到?某馬?年齡?身高”。兩行的分行很清晰,第一行以進貢國名結尾,第二行以表示尊敬的“進到”抬頭。

格式二是第三馬“好頭赤”。與前二馬相比有幾處大的差別,寫為“右一匹?某年某月某日?某機構?某產地?某馬?年齡?身高”,沒有了“收?某國(人)/進到”字樣,沒有強調是外國貢馬。

格式三是第四馬“照夜白”。寫為“某年某月某日?某人進?某馬”,信息量比格式一、二減少一半以上。簽題的位置也不一樣,不是上下縱貫,而是寫在馬上部畫面的一角。

無獨有偶,簽題的三種格式,正對應三種不同書風。“書風一”對應“格式一”,為前二馬。“書風二”對應“格式二”,為第三馬。“書風三”對應“格式三”,是第四馬。正如“格式一”“格式二”更接近一樣,“書風一”“書風二”也更近似。但第三馬的簽題,字體大而扁,且結字上有差異,尤其是“歲”字,前二馬簽題的上部都作“止”,第三馬則作“山”。至于第四馬簽題的書風,結字傾斜,有顯著的黃庭堅特征。總體來看,四段簽題呈現出的三種格式和書風,暗示出三種不同的書寫語境。如果把前兩馬“鳳頭騘”和“錦膊騘”的題記視為標型,那么第三、四馬的簽題要么出于不同時期,要么出自不同寫手。[3]

二、檢驗身高

四個簽題只有三個明標馬匹身高:五尺四寸——四尺六寸——四尺六寸。疑點是,第二、三馬均記為四尺六寸,而畫面表現中的實際高度卻不一樣。

一匹馬的優劣取決于幾個方面:產地、身高、年齒、毛色,每匹官馬都需造冊。宋代的馬分為地方所用與中央所用。地方有牧監負責養馬,中央有騏驥院負責皇帝用的御馬和中央機關用馬。宋代的良馬主要通過與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的貿易得來,體現為不同的形式。宋代政府可以直接用國家財政去買馬,邊疆少數民族也會以進貢的形式向北宋中央政府進獻,而由北宋政府以賞賜的形式加倍返還[4]。高大且年輕,是良馬的主要標志。宋朝政府對馬有年齡和身高的要求,分檔議價:“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萬五千四百五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5]馬的體高是站立時的鬐甲(肩胛骨)最高點至地面距離,低于四尺二寸(按宋尺31厘米折算,約130厘米)是不能夠作戰的,而高于四尺七寸(146厘米)的馬不多,五尺以上的馬則罕見。《五馬圖》中有詳細題記的三匹馬全都屬于八、九歲的青壯年良馬,“錦膊騘”和“好頭赤”均高四尺六寸(143厘米),而“鳳頭騘”高達驚人的五尺四寸(167厘米)。

畫中每匹馬的馬蹄都踩在紙的下緣,意味在同一個地面,幾匹馬的高矮大小一目了然。第三匹“好頭赤”清晰地畫出了鬐甲。第一匹“鳳頭騘”和第四匹“好頭赤”的鬐甲則可通過最后一綹鬃毛找到。只有第二匹“錦膊騘”的鬐甲骨被濃密的鬃毛蓋住。至于第五匹“滿川花”,無論是對于鬐甲還是鬃毛的表現都含糊不清,看似有明顯的鬐甲凸起,卻又畫的是鬃毛。

用原大印本實測各匹馬身高,前四馬依次為21.5厘米、19厘米、20.6厘米、19.1厘米。題簽所述,第一馬高五尺四寸,二、三馬均高四尺六寸。這就與畫面的表現有所出入,因為二、三馬身高明顯不同。按照題簽的數字,第一匹“鳳頭騘”與第二匹“錦膊騘”的身高比為1:0.86,按實際畫面尺寸,為1:0.88,兩種算法盡管不完全重合,但已很接近,可以證明圖像與簽題之間有緊密的關聯。因此,本應同樣高的“好頭赤”與“錦膊騘”,畫面實際身高比卻是1:0.92,這不禁讓人心生疑問。因為要畫出身高相同的兩匹馬并非難事。譬如第四馬“照夜白”,畫面尺寸就與“錦膊騘”相同。“好頭赤”的身高問題進一步說明與它對應的第三段題簽的破綻。

三、辨別毛色

畫中每匹雄馬,分別畫在一張28厘米高,40余厘米長的紙上。無論是在哪個階段被連綴成手卷,都需要追問其中的圖像邏輯。通常的邏輯是按照簽題中的時間[6],卻忽略了最重要的可能性,即馬的種類。

在宋人對馬的16種分類中,毛色占據重要地位,每一種又可細分,一共92種,分別是:叱撥(8種)、青(2種)、白(1種)、烏(5種)、赤(5種)、紫(6種)、騘(11種)、赭白(6種)、騮(8種)、騧(6種)、駱(5種)、騅(5種)、騟(8種)、??(6種)、驃(7種)、駁(3種)[7]。傳為晚唐人所編的獸醫著作《司牧安驥集》中有幾乎相同的分類,但少了赤、紫,共14種[8]。宋人認為白馬屬于上等,而驄馬、赤馬為中等。這三種毛色的馬在《五馬圖》中都可看到,前四馬順序是:騘兩匹、赤一匹、白一匹。“白”類中只有一種“純白”,畫面中的“照夜白”正是純白馬,連尾巴都用淡淡的線條表示白色。“赤”類中有5種,畫中應屬于其中的“純赤”。“騘”為黑白雜毛,遠望為青色的馬,身上常有暗斑。種類最多,達到11種,包括白騘、釣星、歷面、白腳、烏青、花黃、荏鐵、護蘭等。“鳳頭騘”是一匹標準的騘馬,在胸部、肩部、臀部有明顯的花斑,但全身以淺色為主,只在鬃毛、尾巴和腿部膝關節以下的毛是較重的暗色,它應屬于“花黃”,類似現在的“菊花青”馬,在肩、肋和臀部有菊花狀的斑紋[9]。因為所謂“釣星”“歷面”“白腳”“護蘭”等,不同毛色的馬都有,是指馬的頭部、胸部、腳部的“白章”,即白色花紋[10],“鳳頭騘”都沒有。其毛色偏亮,也不如“烏青”“荏鐵”深重[11]。

相比起來,“錦膊騘”的騘馬特征并不明顯,只有肩膀處的一塊花斑,面積雖小,但深淺交織的效果比“風頭騘”身上的斑紋顯著得多,與它鬃毛和尾巴的深淺交錯相互呼應。除此之外,它全身呈現出的卻是淡淡的黃褐色,使得它很難被歸為以青色為主的騘類。這匹馬有兩個特征,一是它的頭部有“白章”,側臉顏色是深色,而從額頭一直到嘴部都呈白色,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應該就是“歷面”。二是腿部有“暗章”,在它四肢關節上都有黃褐色的條狀斑紋,現代畜牧業稱作“虎斑”或“斑馬紋”[12]。其實,它肩部的花斑也屬于暗章的一種,稱為“鷹膀”。在現代對馬的毛色分類中,這種馬被稱作“兔褐毛”(Dun),與騮毛、栗毛、黑毛、青毛、白毛、沙毛、鼠灰毛、海騮毛、銀鬃毛、花毛、斑毛、花尾栗毛等同屬于馬毛色的13大類[13]。背線、虎斑、鷹膀是“兔褐毛”的三大特征。有趣的是,盡管畫面是全側面,但“錦膊騘”仍然畫出了一條深色的背線。全畫中只有“錦膊騘”的背部曲線與臀部線條不相連續,更粗,似乎與尾部最外的輪廓線連在一起。也只有它的背部曲線明顯比腹部曲線更粗更深。同樣只有它在背部曲線之外還有一條淡色的輪廓線,應該是表現背部中線另一側的身體[14]。

這匹黃兔褐馬肩上的一大塊斑紋“鷹膀”非常少見,這顯然也是其得名“錦膊”的原因。有趣的是,在宋人所分的“騧”類中,倒是有“繡膊”一種,《司牧安驥集》中則稱之為“紫膊”,這與“錦膊”意思一致,都是表明馬的肩膀處有鷹膀[15]。因此,“繡膊”并非馬的名字,而是一類毛色的稱謂。元雜劇《琵琶記》中有一段,講的是太仆寺掌鞍馬的官員描述各種御馬,堪稱是元代對于馬的認識的集大成,其中有許多種毛色:布汗、論圣、虎刺、合里、烏赭、啞兒爺、屈良、蘇盧、棗騮、栗色、燕色、兔黃、真白、玉面、銀鬃、繡膊、青花。[16]“兔黃”應該就是“兔褐馬”,“繡膊”則與之并列。朝鮮漢語教科書《老乞大》的賣馬場景中,也有對馬的種類的介紹,“繡膊馬”同樣名列其中:“曳剌馬、騸馬、赤馬、黃馬、燕色馬、栗色馬、黑綜馬、白馬、黑馬、灰馬、土黃馬、繡膊馬、白臉馬、五明馬、桃花馬、青騘馬、豁鼻馬、騍馬、懷駒馬、環眼馬,乖驕馬、煙熏馬。”[17]

宋人的毛色分類更傾向古意。“騧”在《說文解字》中釋為“黃馬黑喙”。金代趙霖《昭陵六駿圖》中的“拳毛騧”就是一匹黃馬,口鼻部色微深。“錦膊騘”正是一匹黃紅色馬,但是并不是黑嘴,而是白嘴。不過唐人詩歌中也提到過“白鼻騧”。因此,所謂“錦膊騘”,如果要按照宋人的分類,應該是一匹“繡膊騧”。之所以名為“騘”,很可能是因為這匹馬的鷹膀花紋與騘的菊花狀花紋類似。那么,畫面便依次描繪了騘(花黃)、騧(繡膊)、赤(純赤)、白(純白)四種不同種類的馬。如按照現代的分類,則是菊花青(Dapple Gray)、黃兔褐(Yellow Dun)、紅栗毛(Liver Chestnut)、純白毛(True White)。最后一匹所謂“滿川花”則是花毛,在宋人的分類中,則應是“叱撥”或“駁”,但與前四馬有較明顯的顏色暗示不同,這匹馬無法進一步分辨其顏色。

描繪有代表性的、高等級的、不同種類和毛色的馬,應該是畫面的邏輯所在。

四、貢馬疑團

舊有認識視《五馬圖》為紀實的職貢題材繪畫。不過無論是簽題還是圖像表現,只能判斷前二匹馬是異族貢馬。簽題表明這兩匹馬分別由于闐國王和青唐地區的吐蕃部落首領董氈進貢,兩匹馬的牽馬人也都是異族人相貌。第三匹“好頭赤”題簽稱是“揀中秦馬”。“秦馬”在宋代是一個專有名稱。政府在邊境地區集中買馬,按照買馬的區域,分為“秦馬”和“川馬”:“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于文、敘、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市于西和之宕昌,寨階之峰貼峽,號‘秦馬’。”[18] 秦馬多是與吐蕃、回紇貿易而來,并非貢馬。“揀中”是宋代兵制常用的詞,意思是“揀選中標”,即從低一級的部隊中經過揀選進入高一級的部隊。“揀中”常見于北宋禁軍的番號,如“揀中六軍”。“揀中馬”是北宋政府對于御馬的分類之一。騏驥院中的馬廣義上都可稱御馬,但狹義的御馬僅指供皇帝使用的儀仗性的馬。其它的馬稱“給用馬”,分為十五等,第一等便是“揀中馬”[19]。熙寧年間,任職于群牧司的強至參加了一次向宮廷進呈揀中馬的儀式,寫下《陪群牧使進呈揀中御馬》詩。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十三日,皇帝令宦官去騏驥院選一匹馬賜給進封潁王的皇子趙頊,也即后來的神宗。宦官準備選一匹“揀中馬”。潁王聽說后立即上奏:“聞中使選官馬,將以賜臣,而使人乞選揀中馬。此非臣子所敢乘用,乞止于禮物丁、萬字馬中支賜。”[20]

這匹馬的圉夫是位異族人。他有深陷的眼窩和鷹鉤鼻,濃密的胡子竟然打了個結,頗像阿拉伯人。不過,他頭上戴著唐代以來常見的順風幞頭,表明他已經是漢官。他把袍子解開綁緊在腰間,袒右肩,光腿跣足,左手拿著一個毛刷——這是用來給馬洗澡的。用刷子清潔馬體的場面可以在舊傳唐人《百馬圖》【圖1】以及傳為趙孟頫的《浴馬圖》【圖2】中找到。因為浴馬常在水中,因此圉人也穿戴甚少,近乎裸身。由此判斷,“好頭赤”的圉夫是一位政府雇傭的外國馬夫,他剛剛在河里給這匹馬洗刷完畢,自己還未穿戴整齊。

根據題簽,第四匹馬是貢馬,是吐蕃部落首領溫溪心所進“照夜白”。不過上文我們已經否定了這段題簽的可靠性,而且名為“照夜白”的是唐玄宗的寶馬。【圖3】牽著這匹白馬的是一位為政府服務的漢人,頭戴順風幞頭,身穿圓領長袍。他和馬的關系最為密切,其右手正抓住韁繩靠近馬頭的部分往下拉,從牽馬人腿部的姿勢來看,正欲牽著它往前走,馬也因此低下頭,顯得很配合,十分溫順。

最后一匹所謂的“滿川花”,與前四馬相差很大。牽馬人是一位漢人,頭戴幞頭,身穿圓領長袍。所不同的是他拿著馬鞭。同時,相比起前四馬只有絡頭,這匹馬的嘴里還有銜和鑣,這是騎乘時用來控制馬匹行為的重要馬具。

因此,整幅手卷展現了至少三種不同的情境:外族貢馬、水中浴馬、馴馬調良,體現為一種混雜的畫面。

五、不存在的馬

讓人對《五馬圖》的“紀實性”念念不忘的,一是畫上題簽文字中的貢馬時間,二是畫史記載中李公麟寫生皇家御馬的故事。二者其實都有疑問。

第一匹馬對應題簽的重要信息為:“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騘。”于闐在北宋初年被回紇人的喀喇汗王朝(Qara Khanids)占領,宋史稱之為“黑汗國”,信仰伊斯蘭教,與北宋關系良好,幾乎每年都有官方、半官方的入貢使團[21]。《宋會要輯稿》中對元祐元年于闐的入貢有簡短記載:“(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闐國遣使入貢。”[22] 從進貢者抵達東京到其離開,往往長達數月。朝貢者在京城住了將近兩個月后,已到了第二年正月,朝廷頒布了回賜的詔書:“二年正月十二日,詔:‘于闐國黑汗王貢方物,回賜外,余不以有無進奉,悉加賜錢三十萬。’”[23]

這次進貢,詔書中只說是“方物”,應無貢馬。可比較一下前后的幾次入貢。在此前一年的神宗元豐八年(1085)九月,哲宗剛剛登基,尚未改年號,于闐國有一次大型入貢,主要貢品就是不少于四十匹馬[24]。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于闐國有兩次小規模進貢。這直接導致北宋政府在元祐二年十月立法,約束于闐的頻繁進貢,僅準許持有于闐國王表章的正式使團兩年一次到東京朝貢,其他商人一律在邊境進行交接。到元祐四年(1089)五月,于闐才又有一次規模較大的朝貢,主要貢品就是馬。[25]

第二匹馬對應題簽的重要信息為“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收董氈進到錦膊騘”。董氈(1032—1083)是吐蕃唃廝啰政權第二代統治者。他的政權以青唐為中心(今青海西寧一帶),實力強大。北宋政府極力團結他,對西夏進行制約。被北宋封為武威郡王。他死于元豐六年(1083)十月。奇怪的是,宋代文獻記載,元祐元年董氈的確朝貢了一次:“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董氈遣人入貢。”[26]這可能是因為董氈王國內部的權力斗爭,他的死很長時間不為北宋政府所知。等到元祐元年年初董氈養子阿里骨派遣使臣來朝覲,宋廷才最后有確實的信息。[27] 元祐元年的這次朝貢其實是其養子阿里骨所為。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禮部在核定入貢物品價值后,上奏:“董氈等貢乳香,及溫溪心貢犏牛,合回賜。”[28]可見阿里骨以董氈名義的這次入貢沒有馬。

第三匹馬對應題簽的重要信息為“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左天駟監,是左騏驥院的下屬機構。北宋中央政府的官馬交由騏驥院掌管。分為左、右二院,下轄左、右天駟監。在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頒發的詔書中,規定了騏驥院的養馬數量和具體分工。“揀中馬”一共310匹,全部養在右騏驥院下轄的右天駟監,而不是題記中說的“左天駟監” [29]。因此,“好頭赤”的簽題也要再一次打上問號。

第四匹馬,題簽作“元祐三年閏月(閏十二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溫溪心也是當時吐蕃部落的首領,曾經附著于西夏,后來又與北宋示好。他曾經臣屬于董氈。董氈死后,因為阿里骨篡位,所以與之不合。溫溪心在元祐元年曾向北宋進貢過犏牛,是一種牦牛和黃牛雜交的品種,這是吐蕃地區的特產。此后在元祐六年(1091),溫溪心倒是曾經向北宋進貢了一匹良馬。只不過,北宋政府一開始拒絕了赴東京入貢的請求。于是溫溪心轉而請求將這匹馬獻給太師文彥博,得到朝廷的同意。于是北宋政府命邊吏接受下這匹馬,并評估馬的等級給予了回賜。然后通知已經退居洛陽的文彥博。這是一匹九歲的騮馬,最后由北宋邊境官員押送至洛陽文府交割,并未來到東京。在文彥博的文集中,詳細地保存了全套的文獻,包括北宋邊境官員上奏溫溪心進馬的奏章、政府的賜馬詔、文彥博的謝表等等[30]。

六、三馬圖

李公麟的確畫過溫溪心獻給文彥博的這匹貢馬。當時為中央政府撰寫賜文彥博溫溪心馬詔書的是蘇軾。他很敏銳地覺察到了這個事件背后的意義,請李公麟為他畫了一幅《三馬圖》,并于1097年作了一篇《三馬圖贊》記述三馬的始末[31]。

《三馬圖》中的三馬有進貢的先后。第二匹馬的情形是完全肯定的,就是元祐六年(1091)溫溪心獻給文彥博的騮馬。第三匹馬是西南吐蕃通過北宋的熙河帥蔣之奇進獻給朝廷的一匹汗血馬,可是禮部官員卻因為當時并非朝貢時節,不準駿馬與朝貢使者入貢。寶馬難得。為此,蔣之奇向禮部申請,希望能夠破例讓使者來汴梁進貢寶馬。蘇軾這時正好在禮部為官,受命處理這次申請,駁回了蔣之奇的申請。蔣之奇與蘇軾友善,他出任邊境重鎮熙州知州是從元祐七年(1092)至紹圣二年(1095)[32],不過蘇軾在紹圣元年(1094)就被貶官惠州。因此蘇軾所說的西蕃試圖進貢的汗血馬的事情,只能在1092年至1094年間。

第一匹馬是“首高八尺”的“西域貢馬”,情況模糊不清。按蘇軾所說,這匹馬是在元祐二年(1087)擒吐蕃大酋“鬼章青宜結”之后、元祐六年(1091)溫溪心獻給文彥博駿馬之前一年進貢的。根據《宋會要輯稿》,在這幾年的外族朝貢的記錄里,只有元祐四年(1089)五月二十八日于闐國進貢了馬。

蘇軾所說的這三匹駿馬,只有第一匹他和李公麟有見到過的可能性。更吊詭的是,蘇軾說,他找到被俘后帶到東京汴梁的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讓這位蕃人來檢查畫中馬畫得是否真實。可是,鬼章元祐六年(1091)死于秦州。[33] 他如何能夠為李公麟這幅畫于1093至1094年間的《三馬圖》提建議?

七、韓幹與李公麟

出于臆想的《三馬圖》,為我們觀察《五馬圖》提供了新的角度。

蘇軾用“鳳膺”來描述《三馬圖》的第一匹貢馬,這是古來形容寶馬的形容詞之一,形容馬頸部至胸部的曲線。唐詩中還有一詞“鳳臆”,如唐人顧云《蘇君廳觀韓幹馬障歌》中的“麟鬐鳳臆真相似”。還有一詞“鳳頸”,見唐人王光庭《奉和御制送張尚書巡邊詩》:“玉輾龍盤帶,金裝鳳頸騘。”“鳳膺”“鳳臆”與“鳳頸騘”,與“鳳頭”同義。這“鳳頭騘”之名,其實就來自于宋人對于唐人所畫馬的認識。

李公麟曾藏有一幅韓幹《三馬圖》,自己又摹了一幅。蘇轍、蘇軾、黃庭堅等人就這兩幅畫有過熱烈的唱和[34]。當時他們都在汴梁為官,所以李公麟摹韓幹三馬圖的時間應是在紹圣元年(1094)蘇軾、黃庭堅等人被貶官出京之前,這與李公麟1093至1094年間受蘇軾委托所畫的《三馬圖》時間差不多。圍繞李公麟摹韓幹的三馬,黃庭堅的一首唱和詩為《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詩的開篇描繪了韓幹這幅畫:“于闐花騘龍八尺,看云不受絡頭絲。西河騘作蒲萄錦,雙瞳夾鏡耳卓錐。”他只描述了2匹馬,一匹是高大的于闐花馬,一匹是“西河騘”。“西河”在北宋也可作“熙河”,北宋時為了穩固邊防,實行“熙河開邊”政策,在吐蕃腹地設立熙州、河州,在今甘肅臨洮一帶,是北宋的邊境軍事重鎮,也是進行互市買馬的主要區域。“西河騘”可以指在甘肅、青海等吐蕃領地內的駿馬。《三馬圖贊》中,溫溪心獻馬和西蕃通過熙河帥蔣之奇所獻的汗血馬都可以稱作“西河騘”。這匹“西河騘”的特點是身上有“蒲萄錦”,對比唐代紡織品中對葡萄的表現,正類似于《五馬圖》中“錦膊騘”肩膀上的那塊黑白交織的斑紋,好似一塊有花紋的錦[35]。接著,黃庭堅用李公麟的視角:“李侯一顧嘆絕足,領略古法生新奇”。大意是說李公麟看到韓幹所畫千里馬后,經過領悟又創造出新奇的意象。這一系列唱和詩歌中,王欽臣在《次韻蘇子由詠李伯時所藏韓幹馬》中也提到了馬名:“鳳頭初踏蔥嶺至,繡膊東由青海馳。……。李侯對此意匠發,造物真比毫端奇。方歅之相豈可擬,顛倒未免雄稱雌。……。玉花照夜古稱美,顏色乃是論其皮。固知神駿不易寫,心與道合方能知。”詩的一開始描述了鳳頭、繡膊,即李公麟所藏這件韓幹《三馬圖》,后面又用曹霸畫“玉花騘”、韓幹畫“照夜白”的典故來與之對比。“鳳頭”來自蔥嶺,也即于闐貢馬。“繡膊”來自青海,也即吐蕃貢馬。這與黃庭堅所說的于闐花騘和西河騘是一致的。同時,也正與《五馬圖》中的“鳳頭騘”和“錦膊騘”吻合。

這都說明,韓幹才是《五馬圖》背后真正的“作者”。難怪畫中的圉人具有鮮明的唐代特點。第一匹“鳳頭騘”的圉人身穿翻領的胡服,在唐代藝術品中很常見。他頭上的四檐尖頂帽很特別。在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唐代于闐木板畫中發了一個類似的頭戴四檐氈帽的騎馬形象[36]。更為近似的形象見于敦煌吐蕃時期的159窟中的維摩詰經變壁畫。其中有各國使臣在吐蕃贊普帶領下禮佛的場面,最后一人頭戴一頂四檐尖頂帽,可能是在表現于闐使臣。【圖4】陶俑中也有類似的四檐尖頂帽胡人形象。在太原北齊賀拔昌墓、永泰公主墓、甘肅慶城開元十八年(730)唐代游擊將軍穆泰墓出土的陶俑中,都有發現[37]。說明這種形象可能是一種類型化的表現手法。第二匹“錦膊騘”的牽馬人是吐蕃使臣,他戴著帶毛邊的尖頂帽,身穿圓領的緊窄長袍,長袍中間有一條貫穿全身的紅色裝飾帶,這種衣服也可在早期的異族形象上看到,比如傳蕭繹《職貢圖》中的“鄧至國使”。【圖5】圉人腰間系著帶子,上面懸掛著鞶囊和一長條形物品,鞶囊大體屬于橢圓形,有連弧形的囊蓋,與唐太宗昭陵的藩君長石雕像中的鞶囊類似[38]。至于第三匹馬“好頭赤”的西亞圉人,令人想起傳韓幹《牧馬圖》中漢服的西域馬夫。第四匹馬“照夜白”由漢族圉人牽著,他最重要的特征是身穿圓領缺骻袍。長袍左右兩邊齊著腰帶的位置各有一個開口。這種圓領缺骻袍是唐代男子的典型服飾之一。

把李公麟與韓幹加以聯系,是宋人理解李公麟畫馬的普遍方式[39]。“領略古法生新奇”是李公麟的友人對他所畫馬的普遍認識。這是一種游弋于不同時代之間的意趣。他筆下的馬既可以看作是古代典型韓幹在宋代的化身,也可以視為當代事件托名古代典型的曲折呈現。宋人關于李公麟的記載,大體上也是依循韓幹的模式。比如,《宣和畫譜》的李公麟傳記中說他“嘗寫騏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騘之類,寫貌至多,至圉人懇請,恐并為神物取去。”寫生御馬,是唐代畫馬名家曹霸、陳閎、韓幹已經奠定的方式。李公麟以畫筆通神的神異,也體現在《五馬圖》后曾紆轉述的黃庭堅所講的故事:“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感神通靈的奇異,韓幹早就有了。在李公麟故事的流傳中,還出現了各種記載之間相矛盾的情況。“好頭赤”和“錦膊騘”,均見于《五馬圖》,一匹是秦馬,一匹是吐蕃貢馬,而《宣和畫譜》中均記為于闐貢馬。“好頭赤”在當時頗有些名望,蘇軾、黃庭堅、蘇轍、晁補之等人就李公麟畫的某幅《好頭赤圖》有過詩歌唱和。黃庭堅稱之為“秦駒”,所以在蘇軾、黃庭堅等人那里,“好頭赤”的確是《五馬圖》題記中說的“秦馬”。實際上,除了蘇軾、黃庭堅的圈子,當時也沒有人再談及“好頭赤”。

關于韓幹和李公麟名馬繪畫的關系,南宋的情況愈加復雜模糊。

延續李公麟為蘇軾所畫《三馬圖》的貢馬主題,南宋初年的陳與義見過一幅,陳與義有詩《題伯時畫溫溪心等貢五馬》,這幅畫以溫溪心貢馬為中心[40]。延續《五馬圖》中的貢馬與御馬混合的主題,則有南宋初年周紫芝見過的李公麟《四馬圖》。通過詩句,我們能看到這幅《四馬圖》與《五馬圖》有不少相似之處[41]。詩中描述的第一匹馬是“于闐鳳腦”,這與《五馬圖》中的“鳳頭騘”一致。第二匹“鬼章錦膊”,與《五馬圖》中的“錦膊騘”一致。所謂“鬼章”,是“鬼章青宜結”,他曾是董氈手下的大將。所以也與董氈進到的“錦膊騘”有關聯。第三匹是吐蕃進獻的“獅子騘”。前三匹都是外族的貢馬,第四匹不一樣,是一匹已經在皇家馬廄中的儀仗御馬。對于這樣一幅表現御馬的圖畫,詩人認為是李公麟奉敕所作,“為臨玉陛閱神駿,詔寫真形誰最工。”

陳與義、周紫芝都是南宋的文人官僚,時代與李公麟所去不遠,無論他們看到的是不是確定無疑的真跡,都說明李公麟所畫的號稱北宋御馬和貢馬的圖像在宋代以不同版本流傳:

晚一點的文獻中,這種感覺更強烈。14世紀虞堪《龍眠居士畫馬歌》中講到李公麟畫的“六馬圖”:“龍眠居士畫六馬,神妙不在曹韓下。始信天閑有六龍,毛骨奇權汗流赭。鳳頭錦膊獅子花,雄俊豈待奚奴夸。騰霜叱撥好頭赤,馭氣競欲追風沙。超驤一個玉蝴蜨,蹄如踣鐵眼赫赫。” [42] 六馬分別是:鳳頭、錦膊、獅子花、騰霜叱撥、好頭赤、玉蝴蜨。看似是畫宋代的御馬,卻又大部分是出自唐人典故的名馬。

八、超越歷史

《五馬圖》的所有視覺因素都意在營造一種“真實性”。可是通過對簽題文字的格式、書風、內容和對馬的身高、毛色、圉人形象的考察會發現,幾乎所有的“真實性”——貢馬和御馬的檔案以及真實的各族圉人——都是被精心“構造”出來的。畫中的馬來源于唐代韓幹,但并非“摹本”,而是用新的方式轉化之后的“傳統”——在前所未有的寫實手法中,悄無聲息地植入歷史和想象,從而有意模糊了歷史與當代、客觀描述與主觀想象的邊界。

馬不只是一種藝術形象,還是一種視覺經驗和觀看方式,對于北宋后期的鑒賞圈有重要意義。蘇軾在《又跋漢杰畫山二首》中借馬提出了著名的“士人畫”觀念:“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李公麟所藏《韓幹三馬圖》以及李公麟吸收轉化后的一系列馬畫(《五馬圖》應該是其中一件),也許可以落實蘇軾的視覺經驗。蘇轍在題李公麟所藏《韓幹三馬》詩的最后,發表了觀感:“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譏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無法準確言說的多重含義,或者說北宋鑒賞詞匯中最重要的“意”,也體現在《五馬圖》中。既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視覺性的;既有極端寫實性,也有極端想象性;既可以是宋代馬政的視覺化表現,也可以是美學式的純粹摹古。

中國古代畫史的人馬圖傳統中,韓幹是核心人物,而以李公麟為代表的北宋文人在構建和改造“韓幹”的傳統中發揮了關鍵的中介作用。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那匹兔褐毛馬“錦膊騘”,它變成了一個象征物。名為“錦膊”的駿馬最早出自北宋文獻,被認為是韓幹作品,而后被李公麟所效仿。在相馬著作中,“錦膊”也是在北宋被正式認可為一個特殊的毛色品種,即“繡膊”或“紫膊”。這也許不是巧合,《五馬圖》中的黃兔褐馬,就是兩種知識交匯的產物。

具有特殊鷹膀斑紋的“錦膊”馬,持續出現在宋代以后的圖像之中。元代王逢曾見過任仁發的一幅《職貢圖》,其中就畫有“錦膊驄帶汗血駒。”[43] 任仁發一而再重復這個主題。在《三馬圖》(克利夫蘭美術館)中,中間一馬就是上膊處有一大塊斑紋、前膝有虎斑的黃兔褐馬“錦膊驄”。【圖6】前一匹是有歷面和白蹄的紫紅色騮毛馬,后一匹則是菊花青,與“風頭騘”很類似。這組合,不由得讓人想起李公麟收藏的韓幹《三馬圖》。錦膊騘的形象,在元代是馬畫傳統的共識。元末明初李昱《草閣詩集》的《畫馬》詩中也有“銀鬃繡膊氣偏驕”一句講到繡膊馬。傳為趙孟頫的《浴馬圖》具有濃郁的唐人畫風,上膊帶斑紋、頭上有歷面的錦膊騘也在其中。【圖7】錦膊騘“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6世紀仇英《職貢圖》(北京故宮)長卷中。畫中的吐蕃國進奉隊伍里,有14匹貢馬,起首一匹就是錦膊馬,只不過這回暗色斑紋變成了亮色花紋。【圖8】

吐蕃的貢馬,把我們拉回到《五馬圖》。正如我們不會把仇英的繪畫當成實況一樣,李公麟的《五馬圖》,也應該投以新的目光!

*本文初稿收入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大會交流稿,2015年9月)。

[1] 最新研究,參見板倉圣哲《李公麟<五馬圖卷>的歷史意義》,收入板倉圣哲編《李公麟五馬圖》,東京鳥羽書店,2019年。
[2] 板倉圣哲認為出自元人之手,見上引文,頁44。
[3] 板倉圣哲雖認為“照夜白”簽題并非黃庭堅手筆,但仍提出了另一種復原構想:《五馬圖》本是單張分開的無題簽的畫面。后來,晚年的黃庭堅為“照夜白”書寫了簽題。之后,五馬被裝裱成手卷,有人于最初成卷時為“風頭騘”和“錦膊騘”題簽。最后,另有人模仿前兩馬簽題為第三馬“好頭赤”題簽。見板倉圣哲文,頁44、45。
[4] 杜文玉《 宋代馬政研究 》,《中國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5] 《宋史?兵十二?馬政》(脫脫纂,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卷198,頁4934。
[6] 根據畫面并結合著錄,目前順序為:1、風頭騘,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2、錦膊騘,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3、好頭赤,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4、照夜白,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5、滿川花,元祐三年正月上元。板倉圣哲認為1、2顛倒。《五馬圖》的一些晚近摹本(如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博物館所藏本),就依時間把錦膊騘置于第一段。
[7] 《宋史?兵十二?馬政》卷198,頁4927-28;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15),頁91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 (唐)李石等編著,裴耀卿語釋《司牧安驥集語釋》,頁34,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年。
[9]《<司牧安驥集>語釋》頁37,注19、21。
[10] “釣星”,指額頭有白章如星的馬;“歷面”,指頭面有白章,且貫穿到鼻端的馬;“白腳”指四肢為白色的馬;“護蘭”,指面部和胸前有白章的馬。分別見《<司牧安驥集>語釋》頁36,注14、15、16、12。
[11] “烏青”是近乎黑色的馬,“荏鐵”為鐵青色的馬,見《<司牧安驥集>語釋》頁37,注20、22。
[12] 《畜牧獸醫名詞詞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暗章”,頁222;“鷹膀”,頁223。
[13] 韓國才編著《相馬》,頁150-162,中國農業出版社,2014年;李積福《馬屬家畜的毛色分類》,《鄭州牧業工程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1985年第1期;也有人認為是淺色騮馬,見板倉圣哲前引文,頁43。
[14] 趙孟頫在《三世人馬圖卷》中似乎“仿效”了這匹馬,他清楚地畫出了一匹黃兔褐馬四肢關節的虎斑、脊背的黑色背線,以及保護毛的深淺色,只是沒有特別的鷹膀斑紋。板倉圣哲也注意到錦膊騘的背部,但他認為是后人補筆而產生的錯誤,見前引文頁43。
[15] 《司牧安驥集》頁37,注30。
[16] 高明《琵琶記》,頁39,中華書局,1958年。
[17] 李泰洙 《<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頁164,語文出版社,2003年。
[18] 熊克撰,顧吉辰、郭群一點校《中興小紀》,卷32,頁38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 《宋會要輯稿》(15),頁9110:“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五等:一揀中馬……。”
[20] 《宋會要輯稿》(15),頁9118。
[21]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22] 《宋會要輯稿》(16),頁9960。
[23] 同上。
[24] 楚生《談元豐八年的于闐貢馬》,《新疆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
[25] 《宋會要輯稿》(16),頁9961:“八月八日,詔:‘于闐國進奉使李養星、阿點魏哥等進貢御馬,已回賜’。”
[26] 《宋會要輯稿》(16),頁9960。
[27] 顧吉辰《邈川首領董氈生卒年考》,《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
[28] 《宋會要輯稿》(16),頁9919。
[29] 《宋會要輯稿》(15),頁9115:“大中祥符五年……七月,詔在京養馬七千匹,淳澤監牧養監馬數在內,分擘養放。左院坊監馬千五百三十匹,常留在院坊監養喂。(御馬二百八十七匹,親王馬百八十匹,駕頭傳宣馬二百四匹,楚王宮馬十匹,短鐙馬二十八匹,啟圣院十一匹,玄寂觀二匹,復改為太和宮。)四百七十匹留準備支使。如牧馬數多,逐旋送淳澤院養放;或數少,要馬支配,即卻于本監馬內依色額揀取配填,或醫較馬內揀選支使。(國信馬二十五匹,諸班馬五十匹,御龍直馬二十匹,臣僚馬三十匹,捧日、龍衛馬百匹,拱圣馬五十匹,驍騎五十匹,云武騎馬五十匹,天武、龍猛馬三十匹,諸雜配軍馬三十五匹,雜使馬三十五匹,馬鋪馬十五匹。)右院坊監馬千五百三十匹,常留在院坊監養喂。(御馬二百匹,揀中馬三百一十匹,短鐙馬二十匹。)四百七十匹留準備支使。如牧馬數多,或支馬數少,并依左院例。(國信馬二十五匹,諸班馬五十匹,臣僚馬三十匹,捧日、龍衛馬百匹,拱圣馬五十匹,驍騎五十匹,云武騎馬五十匹,天武、龍猛馬三十匹,諸雜配軍馬三十五匹,雜馬十五匹,馬鋪馬一十五匹。)牧養監馬千五百匹。(七百五十匹左院,七百五十匹右院。)淳澤監馬三千五百匹。(千七百五十匹左院,千七百五十匹右院。)除此馬數外,更有牧到馬,并今左右騏驥院依大中祥符五年詔,委自兩院監官勘會,逐時擘畫定合支送去處,申取群牧司處分。”
[30] 參見文彥博《文潞公文集》(明嘉靖五年刻本)卷37,《賜馬詔書》、《奏狀》、《賜到答詔》、《奏收》等。
[31] 蘇軾著,李之亮箋注 《蘇軾文集編年箋注》(3),頁227,巴蜀書社,2011年。
[32] 同上書,頁231,注18。
[33] 祝啟源《唃廝啰政權名將鬼章生平業績考述》,收入氏著《祝啟源藏學研究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
[34] 這組詩的主題是李公麟所藏的韓幹《三馬圖》以及李公麟《摹韓幹<三馬圖>》。先是蘇轍《韓幹三馬》,然后蘇軾唱和《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其后,繼續與蘇軾唱和的是:蘇頌《次韻蘇子瞻題李公麟畫馬圖》、黃庭堅《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劉攽《次韻蘇子瞻韓幹馬贈李伯時》;與蘇轍唱和的有:黃庭堅《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王欽臣《次韻蘇子由詠李伯時所藏韓幹馬》。參見孔凡禮編《三蘇年譜》(3),頁1865-1867,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35] 王玉芳《流傳與移植:試論中國古代美術作品中葡萄紋的流傳》,《美術與設計》(南藝學報)2016年第5期。
[36] 林梅村《于闐花馬考:兼論北宋與于闐之間的絹馬貿易》,《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37] 葛承雍《絲路古代與唐代胡俑》,頁114,收入樊英峰主編 《乾陵文化研究》(4),三秦出版社,2008年。
[38] 高移東、王銀田、龔甜甜《鞶囊考》,《文物》2014年第4期。
[39] 關于李公麟畫馬與韓幹的關系,參見板倉圣哲前引文,頁37-38。
[40] 陳高華編《宋遼金畫家史料》,頁502,文物出版社,1984年。
[41] 周紫芝《題龍眠畫四馬圖》,收入陳高華編《宋遼金畫家史料》,頁491。
[42] 虞堪《希澹園詩集》卷1,頁7-8,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43] 王逢《任月山少監職貢圖引》,收入陳高華編《元代畫家史料》,頁229,杭州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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