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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專稿丨“以夫子為木鐸”:金維諾與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
來源:cafa.com.cn  作者:CAFA ART INFO  點擊量:123  時間:2019/5/20 9:21:46

按:2018年5月11日,金維諾先生家屬魯立稼先生找到人文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王瑀,表示要將金先生現存的藏書和部分學術資料無償捐贈給人文學院。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學院領導的重視,在原人文學院院長尹吉男教授的領導下,人文學院圖書館迅速成立整理小組,先后四次前往金先生家中開展整理工作,小組按線裝書、平裝書和期刊雜志等分列甲、乙、丙三等先后整理了圖書三百余箱「1」。

2019年5月9日,金維諾先生捐贈文獻整理成果展在中央美術學院向公眾開放,位于美院14號樓二層的人文學院圖書館,幾米見方的專題展廳,陳列著金先生捐贈的部分舊藏圖書和學術資料。尹吉男教授評價,這批捐贈見證了金先生生前學習、思考和著述的全過程,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遺產「2」。

1953年,曾在中南工人日報社和中南工人出版社擔任編輯的金維諾先生,被調往中央美術學院從事理論研究。這是金維諾先生從事美術史研究的開始,同時也昭示著,不久,一位開拓創新的美術史教育家、美術史家、美術史學科主要創建人將登上歷史的舞臺。

(一)

作為美術史教育家,金維諾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的主要創建人,是一位不負歷史重任的開拓者。

“我認為自己能做個擺渡人、做塊后來人的墊腳石就不錯,通過我的工作,其它人能夠繼續向前走,我就盡到責任了,我只能起到這樣的作用。”「3」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術界開始重視專業理論建設。中央美術學院在徐悲鴻和教務長吳作人的主持下建立研究部,后學院又建立了民族美術研究所和外國美術史研究室。在王朝聞、王曼碩的主持下,王遜先生開設中國美術史教師進修班;外國美術史教研室主任許幸之組織青年教師擔任外國美術史的備課和教學,并接受整理留法學者的大批珍藏圖片。期間,一方面,中央美術學院在文化部的領導下參與并組織了美術史考察團,對麥積山、炳靈寺、敦煌莫高窟、永樂宮等歷史遺跡進行了考察并收集資料;另一方面,外國學者來訪交流美術史專業建設與教學的經驗,等等。「4」這些理論工作的推進為美術史系的建立準備了充足的條件。

1956年,在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先生的支持下,金維諾先生與王遜、許幸之、王琦等人組成了籌備委員會,草擬建系規劃和教學方案,報送高等教育部和文化部,準備招生,招生計劃人數15名,主要任務為培養美術史教學與研究人員,美術報刊編輯及博物館工作人員等。「5」1957年,在王遜先生的主持下,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在理論教研室和民族美術研究所的基礎上調配師資,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美術史系。

1957年,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反右”運動發起。美術史系9月開學,但這時候江豐、王遜「6」等多位美院老師被打成“右派”。老師和學生僅上一學期的課,美術史論就被迫停辦,學生也不得不轉系更校。「7」。金先生轉而負責《美術研究》和院刊。

這場運動結束后,1960年,國家對各項工作提出“整頓、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美術史系恢復招生。這一時期,金維諾先生出任美術史系副主任,開始負責系里的實際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美術史的教學研究力量得到充實,人員配備齊全。此外,美術史系還規劃出由中國美術史教研組、外國美術史教研組和理論教研組和資料室組成的三組一室的建制。美術史系一方面準備教材,一方面培養學生,60年代,美術史系先后培養了三批本科生與一期進修生。「8」“在這個中國跟國外沒有形成一個非常通暢交流的情境下,如何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現代美術史學科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事情。由于王遜先生打成右派以后不能過多地參與到學科的建設籌劃當中去,這個重擔更多的落在了金維諾先生的身上。”羅世平認為:“王遜先生對美術史學科的建立做出奠基之功,金先生在學科上的貢獻最貼切則是‘開拓’。在他的領導和主持下,美術史學科在那個年代建構起一個學科的面貌,他是不負歷史重任的開拓者。”「9」

1976年,“文革”中被停滯的美術史系恢復招生,美術史系恢復三組一室的建制,并兼管《美術研究》與《世界美術》兩刊。金維諾先生被任命為美術史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美術史系開始進入到恢復發展時期。

(二)

作為美術史家,金維諾先生是第一位從美術史角度討論敦煌藝術的中國美術史學者。

“金維諾教授的每一次學術轉向,不論是有關聯的還是跳躍性的,也不論是主動選擇還是邀請的,他都能認真對待,潛心研究,成果豐碩,并能惠賜于人。他就像一位不倦的拓荒者,在荊莽中開出大道,在荒原上建起樓臺。”「10」

緊接在金維諾先生捐贈文獻整理成果展開幕后一日,“傳鐸:紀念金維諾先生美術教育與學術成就研討會”在中央美術學院拉開帷幕。研討會上,金維諾先生早期培養的博士研究生羅世平教授、熊文彬教授、張鵬教授、邵軍教授、賀西林教授分別介紹了金先生在漢傳佛教美術、藏傳佛教美術、繪畫史與鑒定、書畫史籍以及美術考古五個研究領域的學術成就。

“敦煌石窟藝術是金先生最早涉及的研究領域。”1955年8月,剛調任民族美術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不久的金維諾先生,隨同研究所的西北考察團赴敦煌作為期兩個月的學術考察。期間,他系統收集和整理洞窟資料,后陸續發表《豐富的想象卓越的創造——論敦煌莫高窟壁畫的成就》《佛本生圖的內容與形式》《祇園記圖考》《祇園記與變文》《敦煌晚期的維摩變》等數篇論文,引起敦煌學界關注。羅世平「11」教授在研討會中談,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到1930年陳寅恪提出敦煌學這個概念,直到建國初年這半個世紀中,敦煌學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敦煌文書的研究上。盡管1944年敦煌成立了藝術研究院,但對敦煌石窟壁畫、雕塑作為藝術史的研究未能跟得上國際敦煌學的進展。金先生1955年11月發表的《豐富的想象卓越的創造——論敦煌莫高窟壁畫的成就》一文,是中國美術史學者討論敦煌藝術的第一篇美術史文獻。「12」

從敦煌出發,金維諾先生又將研究視野放到西北和西南地區,藏傳美術的調查研究也隨之向外擴展。熊文彬教授回憶,1992年67歲高齡的金先生親自到西藏對吐蕃最重要的美術遺存進行調查。而由金先生主編的圖書《中國壁畫全集藏傳寺院卷》《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全六冊),及《西藏早期的佛教藝術》《吐蕃佛教圖像與敦煌的藏傳繪畫遺存》等文章,今天仍是研究藏傳佛教美術最重要的參考之一。熊文彬教授認為,金先生在充分利用漢藏文獻基礎上,運用藝術學、藏學、史學、考古學、圖像學等交叉學科和理論的方法,對重要遺存年代、體裁、方法進行分析,同時對西藏本土與內地藝術交流和互動進行深入研討,首次刻畫了藏傳美術形成與發展的基本歷史脈絡特點。

“50年代金先生在琉璃廠淘書并對古籍進行系統地收集和整理,一些珍貴的稀有文獻他還會動手抄錄。”邵軍教授曾有幸目睹金先生的手抄《成都志》和《蜀名畫記》。70年代后期,金先生根據收集整理的這些材料,發表了《中國早期的繪畫史籍》《宋元續編的繪畫通史》等一系列文章。「13」他的研究涉及《畫品》《歷代名畫記》《述畫》《畫斷》《書斷》《唐朝名畫錄》,以及北宋史籍《益州名畫錄》《圣朝名畫評》和《圖畫見聞志》,后來又做了《畫續》《續畫繼》以及《宣和畫譜》等諸多研究。此外,金先生還展開了部分寺院藝術的史籍研究,以及對《十百齋書畫錄》和《清湘大滌子畫法秘談》兩個手抄本展開了文獻研究。邵軍教授認為,金先生的研究并不是純粹的史學或者是史料學研究,他在文獻研究中看到的是古代繪畫中的諸多關系問題。

60年代初,金維諾先生興趣擴展至中國繪畫史和鑒定研究領域。這期間他撰寫了《<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張擇端及其作品的時代》《<古帝王圖>的時代與作者》等論文,對唐宋繪畫的作者、流傳及真偽等問題作出辨析。他對繪畫史發展做出的系統性綜合闡釋,推動了傳統書畫鑒定的現代發展。張鵬教授發言時介紹,金先生在主持美術史系教學時十分重視書畫鑒定。60年代金先生為美術史系開設了書畫鑒定課;80年代他不僅請徐邦達等專家開設書畫鑒定課程,還與楊仁凱先生合作培養研究生;90年代金先生提出要進一步拓展美術史系的人才培養方向,曾與薛永年一同努力發展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書畫鑒定學科。

70年代中后期,全國多地涌現出重要的考古發現,金先生密切關注這些考古新動態,發表了關于新石器時代彩陶、馬王堆漢墓帛畫、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齊婁叡墓壁畫、新疆吐魯番唐墓遺存等重要考古材料的數篇研究文章。賀西林教授介紹,金維諾先生非常重視考古材料,注重考古材料與傳世作品和文獻的結合,《曹家樣與楊子華風格》一文,是他用這一方法來研究美術史的重要代表作。在具體研究中,他既重視注重宏觀把握,也注重局部探微,在面對考古材料時,他不孤立地看待這些材料,而是把它們放在美術史的大格局中綜合審視。如,他以《北齊校書圖》、婁睿墓壁畫、《歷代名畫記楊子華傳》相互比較印證,認為婁睿墓壁畫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楊子華的風格,而楊子華的風格又代表了北齊繪畫的時代風格;討論唐代繪畫時,他不僅使用文獻和傳世畫作,還注意聯系石窟墓室壁畫以及建筑和碑刻裝飾。

(三)

美術史系成立62年,看中國美術史和美術史教育的發展。

“每一個活著的人都像一棵屹立在大地上的樹,向著空中生長,但每一個人的頭頂上,還有一棵從空中倒長的樹——它是人的精神之樹,扎根在觀念的天空,它的枝葉向著地上迎風招展,引領者大地之上的我們。”「14」

中國最早的美術史寫作要追溯至唐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全書十卷,一至三卷為專論,四至十卷為史論。書中輯錄上古至唐畫家三百七十余人姓名、事跡。余紹宋評,“是編為畫史之祖”。但這種將偏重史料記載的書寫方式停留在傳統的美術史研究中,滕固認為,該書“當為貴重的史料是可以的,當為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則是不可以的。”

19世紀,美術史最早在德國作為獨立學科出現。此時的中國大地還深陷在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以及西方列強不斷地割據蠶食的泥沼之中。直到20世紀,隨著西學的引進和新文化運動興起,民主與科學精神高漲,新型的現代思想和研究方法對舊有的治史模式產生沖擊。中國學術開始向現代化轉型。梁啟超是這一時期史學模式轉變的代表人物,他舉起“新史學”大旗,先后寫下《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著作。這時,美術史正式列入中國政府的學科科目,發布在1912年教育部文件《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隨后,美術史課程在美術院校相繼開設,但一方面由于師資和教材的缺乏,美術史教學并未如期在諸學校開設,另一方面開設了美術史課程的學校,其教學任務也主要是由藝術家代為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一些美術史圖書開始陸續出版,如姜丹書《美術史》(1918年)、陳師曾《中國繪畫史》(1925年)、潘天壽《中國繪畫史》(1926年)等。這些書籍的出版為當時的美術史教學做出了貢獻,但是它們主要由課程講稿匯編而成,且有的書籍大量引用畫論作為寫作史料,寫作方式仍未停留在傳統美術史寫作。「15」這一局面直到滕固留日歸國,出版其流傳后世的《中國美術小史》才被打破。受梁式啟發,留日歸國的滕固,用新的美術史觀和文化思想于1926年寫就該書。書中打破偏重史料記載和只重書畫的傳統藝術史寫作模式,以更為全面的視角對包括書畫、雕塑、壁畫等在內藝術形式做出論述。滕固也因此被后世認定為是“中國現代美術史史學的奠基者”。

彼時西方,自1833年朗朗茨?庫格勒被柏林大學正式命名為藝術史教授,1913年德國哥根廷設立藝術史全職教授席位,此后德語國家先后出現藝術史的專職教席。1947年,清華大學陳夢家、鄧以蟄、梁思成等人深感歐美大學開設有“中國藝術”課程,“反觀國內大學,尚無一專系擔任此重要工作者。清華同人……深感我校對此有創立風氣之責,因此提請清華大學設立藝術史系”。1948年9月,清華大學呈請教育部增設藝術系并附具體建系計劃。教育部同意該申請,要求“將學系名稱改為美術學系,余照準”。「16」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十年后,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最終在中央美術學院建成。「17」

隨著時代發展,藝術史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一個由二三十年代的歷史進化之眼光、四十年代的唯物史觀,過渡到八十年代的審美關系論、辨證論、接受美學論,以及后工業時代的新藝術史學、視覺文化理論等多元并存的美術史觀。與之同時,國內的藝術史學科建設日益完備,80年代,浙江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等相繼成立美術史論系或美術學系。新世紀以來,美術史的研究對象開始涵蓋全部的視覺對象,美術史系也開始在綜合性大學開設。今天,在老一輩美術史家、美術史教育家的指引下,中國美術史和美術史教育的發展正邁向一段新的歷史。

結束語

羅世平教授為金維諾先生的整場研討會做總結時指出,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和美術史學科和研究和發展過程,做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活動,是以金維諾先生作為一個表率和話題,為我們呈現出來一個學術的面貌。在美術史教育發展的道路上,每一位美術史從業者做出的貢獻,無不是以自己為“木鐸”,金聲玉振,必將傳之久遠而后已,這也正是薛永年先生為研討會題詞“傳鐸”之意。

文/楊鐘慧
 現場圖/胡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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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整理工作未完待續。
「2」引自尹吉男教授為金維諾先生捐贈文獻整理成果展所撰前言。
「3」引自媒體刊載的金維諾先生訪談。
「4」薛永年、王宏建主編,《篳路藍縷四十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師論文集》,人民美術出版社,第2頁。
「5」相一,“中央美術學院籌建美術史系”,載《美術研究》1957年2期。
「6」“反右”運動中,王遜先生被剝奪了學術研究和發表作品的權利。
「7」據范夢回憶:范曾,李西源二人轉到國畫系,周建夫、范夢祥二人轉到版畫系,張海峰轉到油畫系:轉本校的共五人,轉到外校的是七位:閆以平(女)轉中央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史國明轉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吉寶航(女)轉北大西語系,張中政轉北大中文系,朱懋鐸轉北大歷史系。劉瑜、夏振球記不清楚了。另兩位年齡偏大的同學李松濤、奚傳績自愿放棄高等學歷攻關,在本校當了行政人員。——范夢“《記憶一個特殊的班級——中央美術學院1957級美術史系第一班》”,載中央美術學院《校友通訊錄》2013年12月。文中范夢提及如果他沒有記錯這個特殊班級共14人,但在1957年《美術研究》的刊文“中央美術學院籌建美術史系”中,美術史系計劃招收第一批新生15人。另外一人是否實際被招收,待考。感謝校友會妙子提供范夢文章供筆者閱讀。
「8」薛永年,“奠定、發展、開拓——美術史系三十年”,載《美術研究》1988年第3期。
「9」引自2019年5月10日,羅世平先生在“傳鐸:紀念金維諾先生美術教育與學術成就研討會”上的發言。
「10」羅世平,“鑒古開今、永遠進取——金維諾教授的學術人生”,載《美術研究》2018年第4期。
「11」羅世平是金維諾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12」引自羅世平先生在金維諾先生的研討會發言,該論述同樣見于羅世平,“鑒古開今 永遠進取——金維諾教授的學術人生”,載《美術》2018年第4期。
「13」邵軍教授介紹,金先生最初準備完成一部名為《中國繪畫史籍概論》的專著,可惜這批文章未結集出版。
「14」研討會上,李軍教授援引中世紀的說法,認為盡管金維諾先生、湯池先生、薄松年先生相繼離去,但以金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美術史家、美術史教育家,已經成為這樣的精神之樹,他們在空中向我們招展,成為我們仰望星空時的一個坐標。
「15」參考蔣英,《困境與出路——中國美術史課程研究》,2008年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
「16」轉引自王遜著,《王遜<中國美術史>》,遼寧美術出版社,第15頁,前言。
「17」薛永年曾在第十一屆中國高等院校美術史學年會上回憶起高居翰先生的提問:世界上的美術史系普遍設在綜合大學,為什么你們中國偏偏設在美術學院?中國的學者為什么不能離開畫家而獨立呢?對此,他專門訪問了金維諾先生和其他老教師,了解到當時有兩種考慮,其一是以江豐為代表,主張設在美院,其二是以北大的翦伯贊為代表,主張設在北大。薛永年認為這一結果說明決策者優先考慮的是美術史專業與培養美術人才的關系,與美術創作迫切期待理論指導的現實需要有關。這也20世紀上半葉的美術史學傳統離不開,20世紀上半葉的美術史和繪畫史,絕大部分是為美術院校開設課程而寫的通史,目的是為了在宏觀敘事中闡述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探索中國美術前進的方向。參閱澎湃報道“邵大箴與薛永年:重新回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傳統與思考”,2017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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